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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法官为什么改变了看法

2019-08-14 18:50:10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核心提示:一战期间,美国任何反战言论都要受到限制,散发反战传单者也要被处以监禁。霍姆斯大法官并不这么认为,因为他们并未造成“任何迫在眉睫的危险”。

一战期间,美国任何反战言论都要受到限制,散发反战传单者也要被处以监禁。霍姆斯大法官并不这么认为,因为他们并未造成 任何迫在眉睫的危险 。后来他确定了言论自由的标准:是否造成 迫在眉睫 和 刻不容缓 的危险。

一战期间的美国,鹰派政府占据主流,任何反战言论都受到限制。威尔逊总统敦促国会迅速通过了《反间谍法案》(1917年),法官指示陪审团,只要发现被告的言辞 不忠诚 ,即可治罪。不少德裔人改名换姓,连德国泡菜也改称 自由卷心菜 。

1919年 月,美国最高法院同时审结了 起涉及《反间谍法案》的案件,大法官们一致通过了霍姆斯大法官撰写的判决意见,认定违反《反间谍法案》就构成犯罪。即,任何人不得 恶意煽动或试图煽动不服从、不忠诚、叛变或拒绝执勤 ,不得 恶意阻碍美国的征兵或服役 。

8个月后,最高法院审理第四起《反间谍法案》的案件,霍姆斯大法官却 翻牌 了,他不赞同对散发反战传单者处以监禁,因为他们不会造成 任何迫在眉睫的危险 。

尽管对 大法官为什么改变了看法 一直争议不休, 刻不容缓 和 迫在眉睫 却拓宽了言论自由的边界,并且为此后的判决提供了先例。可这并不意味着言论绝对自由,自由的边界在哪里?宪法条文与具体案例之间,时常处于微妙的平衡中。

比如,不存在即刻危险的言论可以被容忍,要是这些言论伤害了其他人,怎么办?2011年,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判了一起 言论自由 的案件,再次引发了有关自由边界的价值冲突。

案件起源于一场葬礼。斯奈德的儿子在海军陆战队服役,不幸在伊拉克战场阵亡。举行葬礼的当天,反同性恋的教会组织举行示威游行,他们打着相当令人反感的标语,声讨军方对同性恋行为的过度宽容。

当晚,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的斯奈德,在电视里看到了令人心碎的画面 那场在葬礼举行时的示威游行, 上帝仇恨同性恋 感谢上帝、弄死士兵 之类的标语,深深刺痛了一位丧子老父。

此案争议的焦点,并不在同性恋是否合法,而是言论自由如何确定。最终的投票结果是8∶1,法院判定持极端言论的教会胜诉。罗伯茨大法官执笔判决意见,他写道: 为了确保政府不压制公共讨论,即使是伤害公众感情的言论,也应当加以保护。

虽然反对意见一针见血: 凭什么言论自由与公民情感冲突时,一定是前者优先? 可法官们依然要保护 讨论公共事务 的自由,这是自1964年 《纽约时报》诉沙利文案 之后,美国最高法院一直坚持的基本立场。

1960年 月,《纽约时报》刊登了一则反种族歧视的广告,批评南部地区的警方打压民权人士和示威学生。由于把关不严,广告的部分细节失实。蒙马利市的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为由,起诉《纽约时报》,要求巨额赔偿。

两次败诉之后,《纽约时报》上诉至最高法院,9位大法官一致同意驳回下级法院的裁判。判决意见中,他们强调: 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限制 它很可能包含了对政府和官员的激烈、刻薄、甚至尖锐的攻击 ,除非媒体蓄意造假或罔顾事实,官员不得提起诽谤诉讼。

作为言论自由的经典案例, 沙利文案 此后屡次被提及。法学教授、《纽约时报》的特约撰稿人安东尼 刘易斯,专门出版了有关此案的著作,中文版颇有意味地将其译为《批评官员的尺度》。老新闻人刘易斯的过人之处,不只在他对 沙利文案 客观、详细而又引人入胜的描写,更在于其对 言论自由 的反思。刘易斯不是绝对自由的鼓吹者,相反,他对媒体权力的扩张持审慎态度,因为 媒体并非永远扮演正面角色,它们偶尔也会作恶 。

在随后的著作《言论的边界》中,刘易斯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对宪法第一修正案及 言论自由 的思考。他认为: 第一修正案承诺的言论和出版自由,不仅是外在的,而且是内在的;不仅是表达的自由,更是思想的自由。

要知道, 那些被我们痛恨的思想,同样自由 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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